台灣的第一座“國父”銅像

台灣第一座國父紀念館銅像。（攝影：王蘇寧）

10月10日在台灣是一個特殊的日子，是中華民國的國慶日。可是記者這一天在台北卻幾乎沒有感到什麼節日的氣氛，街頭比平日還要冷清，天空中時時飄起雨絲，太陽幾乎沒有露臉，倒似乎精准地反映出了多數台灣人此刻的心境。

　　確實是沒什麼好慶祝的，縱橫肆虐的莫拉克台風，不僅在台灣南部造成了巨大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，而且吹得馬政府人仰馬翻，劉內閣總辭，民意支持度像坐上過山車般急速下滑。為了挽救聲望，馬英九宣布取消所有雙十慶祝活動，以示與民同苦。

　　倒是此前一天台北市的一個不起眼的活動，被與會者說成就算是唯一的一個國慶慶典吧。

　　在台北曾經最熱鬧繁華的西門町附近，有一座鮮為人知的中山堂。說起來這還是一座國家二級古跡，它的前身是日據時期為了紀念日本裕仁天皇登基，並作為施政紀念重要項目而興建的台北公會堂。抗戰勝利后，台灣省受降典禮便在這裡舉行。光復后公會堂更名為中山堂，並由台北市政府接管，成為官方及社會各界舉辦重大集會的場所，台灣的一些重要外事活動亦在此舉行。現在它還是台北市立國樂團的排練和演出場地。

　　中山堂外有座國父紀念館銅像，迄今已有60年的歷史，是台灣戶外第一座國父紀念館銅像，背后更蘊藏著一段感人曲折的故事。

　　台灣光復之初，全島熱烈歡迎回歸祖國，為向國父紀念館表達崇敬之意，本土金融家陳炘提議塑造國父紀念館銅像。留日青年雕塑家蒲添生(1912-1996)在其岳父陳澄波的舉薦下，接下這個重責大任。蒲添生為制作國父紀念館銅像，舉家從嘉義北遷至台北，在大正町三條通（今中山北路及林森北路附近）成立工作室，並從日本引進翻銅技術，建造光復后台灣第一家鑄銅工廠。

　　在雕塑銅像期間，除腳臭蒲添生經歷了兩任市長，銅像完成時又遇上二二八事件，整個社會動蕩不安，以致銅像完成后無人聞問。更令人沮喪的是台幣幣值從舊台幣轉換成為新台幣（一夕間4萬舊台幣變為1元新台幣），原訂20萬元的制作費，腳臭剋星變成僅值新台幣5元。蒲添生不僅分文未得，還得自掏腰包支付鑄造費用。於是他親自拜訪台北市長游彌堅，市長允諾銅像先樹立，再募款。此事經公布后，民眾踴躍捐款，方使蒲添生不至傾家蕩產，國父紀念館銅像終於矗立在以紀念他為名的中山堂前廣場。1949年10月10日，當時的省主席陳誠主持揭幕大典，出席貴賓包括台大校長傅斯年、抗日名將李友邦等人。

　　10月9日，台北市文化局在中山堂邊的小廣場上舉行了一個中山堂'國父紀念館'銅像設立60周年紀念活動暨史料影像展。在緬懷特展開幕會前aPure，有一個銅管五重奏樂團暖場助興。除台北市一位女性副市長致詞獻花外，還邀請了當年與會貴賓的第二代共襄盛舉，其中除了雕塑家蒲添生和李友邦的后人外，還腳臭有陳誠的兒子、當年政壇四公子之一的前監察院院長陳履安。大家可能有所不知，那另外的三位公子分別是台灣前外交部長錢復、前台灣清大校長沈君山，aPure以及大名鼎鼎的連爺爺——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先生。

　　當年風華正茂、叱?風雲的四公子，如今都美人遲暮，國父紀念館更差點淪為外國人。政治上的滄海桑田，又哪裡是我們平凡百姓所能領略的呢！